TS招奴

　　

　　在古代中西文化交往过程中，除了显而易见的丝绸、香料等物质文明的双向交流之外，精神文明的交流也持续不断。精神文明的交流往往较物质文明的交流缓慢，但一旦被另一方接受，其影响则更加深远。

　　于阗与中原交流兴于唐宋，数百年不缀

　　隋末唐初，地处西域的于阗一面向突厥称臣纳贡，一面向中原王朝遣使朝献，而且在贞观十三年(639年)遣子入侍于唐朝。

　　显庆三年(658)，唐朝击败西突厥，掌握了西域，并将原在西州境内的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，下设龟兹、于阗、焉耆、疏勒四镇，于阗成为丝路南道最重要的军政统治中心。

　　北宋初，于阗使臣、僧人先后数次入宋进贡。乾德四年(966)，李圣天之子从德太子也入朝宋廷，翌年归国，即位为王。自970年前后开始，信奉伊斯兰教的疏勒黑汗王朝，东向进攻于阗，战争持续了三十余年，黑汗王朝终于在11世纪初占领了于阗，尉迟家族统治的于阗佛教王国至此最终灭亡。

　　官称、里坊皆唐名

　　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，它系统总结了汉魏以来的各项制度，形成一整套极为完善的律令制度。在文化方面，唐朝继承了传统文化，并且有选择地吸收了外来文化的某些要素，使唐朝的文化表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。

　　唐朝文化以极大的影响力向外传播。人们常常只举朝鲜、日本、越南受唐朝影响而形成的所谓东亚文化圈，事实上，许多归属于唐朝的西域政权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唐朝文化的影响。

　　中原文化对于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，限于资料，我们主要从制度和佛教文化两方面着眼。作为唐朝文化代表的律令制度，可以通过于阗的官制、行政和文书制度等方面看到其影响。

　　随着羁縻府州的设立，唐朝的地方官制也随之引入于阗。《新唐书》卷四三下《地理志》羁縻州条记：“唐兴，初未暇于四夷，自太宗平突厥，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，即其部落列置州县。其大者为都督府，以其首领为都督、刺史，皆得世袭。”

　　与羁縻官制同行的是地方行政体制。和田当地出土的唐代汉文文书证明，当时于阗乡里村坊制也随着羁縻州制度引入于阗。从里坊名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，里坊名称则均可以用汉文加以解释，如“安仁”当取《论语》里仁第四“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”之意；“善政”当取《尚书·虞书·大禹谟》“德惟善政，政在养民”意，均为告诫地方官人之语，表明它们可能最初就是用汉语命名的。

　　由此可知，于阗的乡村里坊这套地方行政体制，应是随着唐朝羁縻州制度在于阗建立而设立的。

　　签押、钤印皆唐制

　　唐《公式令》所规定的各种官文书格式，是唐朝律令制度的一种完美体现。在羁縻州的官制和行政体制确立以后，各级官府以及与唐朝镇守军之间的行政运作，必然要使用各种各样的官文书。

　　和田当地出土的汉文文书中，就有一些当时行用的官文书实物。这些牒文的格式、用词、署名、判案等，均与唐朝《公式令》规定的《牒式》相符。

　　唐朝官文书制度对于阗语文书的影响如何是我们更为关心的问题，这里，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出土的于阗语文书。这件文书共81行，内容是于阗王尉迟输罗在天尊四年(970)正月九日写给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一封信。

　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两行文字的前面，写有一个特大的汉文“敕”字，长宽相当于整整一行于阗文。为什么在于阗文书的纪年前面写上一个特大的汉文“敕”？似乎令人不可思议。实际上，这是继承了唐朝论事敕书的文书格式。

　　在这样一封书信中，本不应当使用论事敕书的格式，估计此时的于阗王对于唐朝论事敕书“慰谕公卿，诫约臣下”的职能已不太清楚，只把它当作皇帝所发文书的一般格式来使用了。

　　唐朝钤印制的影响并非仅限于阗，如吐鲁番发现的一件用回鹘文写的西州回鹘王国诏令文书上，也钤有汉文“大福大回鹘国中书门下颉于迦思诸宰相之宝印”朱文方印。甚至1289年统治伊朗的伊利汗致法王的波斯文信函上，也钤以汉文朱印。

　　除了上述官文书之外，于阗文的私文书也有一些受汉文文书影响的方面，如书信的开头用语、契约文书的画押等。

　　唐朝在制度上对于于阗的影响并不只限于政治方面，从现存的文书来看，于阗在经济制度上同样受到唐朝的强烈影响，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唐朝度量衡制的应用。

　　根据考古发现的于阗文书记载，汉文度量衡单位的借用非常广泛，加之斯坦因等人在和田地区所发现的大量唐朝钱币，不难想见唐朝经济制度对于阗王国的影响。

　　和田出土的汉文文书表明，当时于阗王国的某些赋税制大概也来自唐朝的规定，如《大历三年典成铣牒》中所说的六城地区百姓纳差科的情况，即与唐制相符。

　　中原佛教“反哺”于阗

　　自唐朝初年开始，随着唐朝与于阗王国之间往来的密切，双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丰富多彩的。

　　从印度、西域传入中国的佛教，经过几百年的消化吸收，到隋唐时期开始形成为具有中国特征的中原佛教。

　　中原佛教进入于阗的一个明显标志是汉寺的建立。开元十五年(727)，往印度取经的新罗僧人慧超回到龟兹，记载了于阗佛教的情况：于阗的龙兴、开元两寺，当是奉唐朝敕令建在城中的汉寺。中古时期的寺院，往往既是经院哲学的研究中心，又是展现大众俗文化的场所，汉寺在于阗的建立，必然对于阗王国的思想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
　　于阗是西域佛教大国，一直是向中原传播佛教的一大基地，特别是在大乘般若学说和华严思想的传播上，犹为重要。然而，大概从武则天统治的末年开始，中原的佛教渐渐“倒流”到西域。汉译佛典的传入，必定对于阗佛教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
　　哥舒翰在于阗接受儒家教育

　　唐代将领哥舒翰为突厥与于阗两族的混血儿，其母为于阗王族。他很可能是在于阗长大成人的，他读书学习的主要时间，当在于阗。

　　我们力图把哥舒翰读《左传》《汉书》的地点放在于阗，是因为和田地区确实曾出土过一些儒家经典和汉文古籍，如大谷探险队曾在和田发现一件《尚书孔氏传》的抄本残片。斯坦因也曾在麻札塔格找到一件汉文古籍残片，今考实为北齐刘昼所撰《刘子》祸福第四十八篇残文。

　　以上几个方面论证了唐宋时期中原文明对于阗王国的影响。仅仅从以上揭示的唐宋文化对于阗的影响来看，我们足以得出结论说，在伊斯兰化以前的一段时期里，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绿洲王国，应当是在以唐朝制度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文化圈当中的。

　　(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本文转载时有删减、小标题有改动 来源：“古籍”微信公众号。原名《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阗影响的几个问题》，刊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《国学研究》第1卷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3年，注释从略。)

【编辑:钱姣姣】